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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肇铭与现代湖北美术教育

张明建李瑞洪

还有两年多，必赢626net入口首页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百年历程是湖北现代美术教育的历程，其实也是湖北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曾任第二届第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的张肇铭先生，在很长时间作为领军人物亲历了这个历程。从这段历程，可以看到现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间的关系和影响。

1926年，武昌艺专部分校董合影。一排左起：严士佳. 王介庵. 卢东莼.陈仲壁. 许敦谷. 二排左起. 郑云庵. 冯力生. 王霞宙. 唐义精（校长）.三排左起 张肇铭. 蒋兰圃（主席）. 徐子珩

一

1920年国立北平艺专首次在湖北招生，张肇铭是当时被录取的5人之一。

在北平艺专学习期间，得名师王梦白、陈师曾、姚茫父等亲授。艺术修养提高显著。作为最早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一个群体。受蔡元培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影响极深，毕业后大多活跃在各地教育领域，成为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1923年，张肇铭从北平美专学成回汉，在聘为国立一小教务主任的同时，受湖北第一师范校友唐义精之邀，在武昌美术专科学校代授美术史。成为湖北现代美术教育最早的传播者。从此，张肇铭这个名字，与这所学校的命运便无法分开了。

1926年武昌美术专科学校成立校委会，唐义精、张肇铭、王霞宙等5人任主委，管理学校事务。1930年1月，武昌美专遵照当时教育部专科学校规程，改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武昌艺专”。学校增加了音乐，附属中学，改委員制为校長制。重訂校董会简章，张肇銘与聞一多、卢广镕，王介庵，冯力生，蒋兰圃，唐义精、郑云庵，王霞宙，许子珩等同为校董。那是学校整体状态最好的时期。

1938年8月，日寇空袭武汉。武昌艺专校舍尽毁。学校在校长唐义精的组织下，先迁宜都古老背，继而迁四川江津，后在德感坝53梯租借李家祠堂复课。

武昌艺专迁四川初期，学生仅三十余人，学校建茅舍当画室和琴房，点松明、豆油桐油作灯，手织纱布当画布，自烧木炭条作画。在校长唐义精和教职员工的努力下，学校坚持下来了，逐渐有了起色。1941年，还增设了5年专科班。

学校像个大家庭，师生朝夕相处，关系融洽。据1944年在四川入学的冯天骧老人回忆，每当有新生入学，张肇铭先生会亲自在校政厅接待。遇到年龄小的学生，还会安排和自己同住。

学校充满活力，偏僻的山村留下了歌声，音乐声，喧闹声。每年一度的化妆游行更是吸引了当地村民。

1944年4月，校长唐义精乘民惠轮赴重庆参加全国美协会议，身为教务主任的张肇铭留校主持校务。4月24日，轮船在重庆小南海触礁沉没，唐义精和兄弟唐一禾以及同船一百多人赴难。两唐遇难后，美术界在国立图书馆为他们开了追悼会，画界名家为他俩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武昌艺专举行了募捐义卖画展。但这都无法挽回两唐的离去给湖北的美术和美术教育带来的遗憾。

此后，蒋兰圃先生和唐义精的四弟唐化夷一度出任校长。张肇铭先生任副校长，主持校务。次年，张肇铭先生受教育部任命，正式任武昌艺专校长。他聘留学日本的蒋治民为教务主任，请原武昌艺专毕业的学生杨立光、刘一层、陈光哲等回校执教。将学校西迁掉队的艺专教员方康直从湖北老家召回学校......我接触过几位当年的学生，他们常会以“惨淡经营”来形容当年的困难。

抗战胜利，1945年12月22日，在五十三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举行了庆祝学校复员和回汉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分批回汉的具体安排。会后学生们和教职员工在立了八年的迁校纪念碑前留下了一幅合影。照片的中间端坐着武昌艺专的首任校长蒋兰圃先生和当时的校长张肇铭先生。留下这幅合影以后，学校又开始了它回汉复员的艰难历程。

武昌艺专在重庆办学时间达八年之久，培养不少优秀人才。美术、音乐专业都有相当数量的高才毕业生，其中约三分之一为西南地区学子。建国后这批人才成为了大西南各地文教界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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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5年筹办迁校。校长张肇铭和姚济之先生多次由江津返汉，为学校的复原奔走，在川汉两地争取到艺专校友和社会上的关注和支持。

当时太多的人要离开四川，找船困难。直到1946年10月，累时一年多，武昌艺专才分批迁回汉口，因原校舍被炸毁，租汉口府东五路宁波会馆暂充校址。

中国油画纪年记载：“1946年10月，私立武昌艺专留川师生与公物全部迁回武汉，学校在汉口府东五路宁波会馆复员。张肇铭任校长。”1947年4月13日武汉日报以<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沿革>为名记的更详细。

武昌艺专结束了八年的流亡，重新在自己的家乡开课。不久，在赵家条建了一个分校。分校用于教学的房产属当时军阀徐源泉所有，徐源泉无偿将房子给艺专使用，只要个校董的挂名。宁波会馆到期收走，学校本部迁到了当时很偏僻的万国跑马场。

重返武汉的武昌艺专百废待兴。计划中的返汉复员庆祝活动迟迟未能举行。直到1947年4月13日，学校才举办纪念建校27周年，及庆祝学校复原的活动。学校布置了唐一禾先生作品陈列室。以纪念为学校作出重大贡献的唐义精唐一禾兄弟。

为充实师资力量，校长张肇铭请王霞宙、徐松安等回校任教，并聘请了战后留在武汉的张振铎先生。体育课则请在师范学院任教的曾子忱兼职。学校逐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战后的武汉，经济不景气，学校困难重重。教职员工的薪金都难以发出，张肇铭便和其它老师便通过画展筹集资金。1947年年底，年关将近，为筹集教职员工薪金，学校别出心裁地为他在“老汇宾酒楼”做五十大寿。同时举办个人画展，其时，张肇铭的50岁生日早已过了，许多前来祝寿者也心知肚明。赶来捧场，慷慨解囊，不过是对学校表示支持。

学校成立 “复建校委员会”，拟在武昌水陆街原校址处恢复校舍。师生们通过多种社会活动筹募建校基金。艺专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主席起草了《告武汉大专院校同学书》。在校学生和省内外校友中发动每人捐献一份修建校舍材料的“一料运动”。武昌艺专当时的少壮派，常务理事蒋治民，理事扬立光，刘依闻，阮璞，刘一层出面。联合武汉大学、华中大学、农学院、国立师范学院、儿童师范等院校，各校派出代表，联名向地方政府提出，如该校建校近期不获解决，各校将派代表向南京中央当局请愿。“学生自治会”要求汉口市市长徐会之出面筹募，虽获首肯，终无结果。

这些活动颇有章法，如蒋兰圃先生拥有股权的小火轮，武汉会战时为阻挡日军被沉于江底。学校籍此申请战争赔偿。蒋先生的田产，战时被日伪人员霸占，学校通过法院申请退还。据此“复建校委员会”呈请湖北省参议院，得到了酌情补偿的议决结果。只因湖北财政困难，迟迟不能兑现。

武昌艺专在校长张肇铭及同仁的努力下得到保存和发展。学校迁回武汉后，恢复了附属中学，增设了绘画科﹑师范科。3年制及5年制艺术教育科(分图工﹑图音两组)﹑绘画科(分中国画﹑西画组)，附设高中部及初中部。各科设教学研究会﹐有指导学生进行研究的绘画﹑雕塑﹑木刻﹑音乐﹑文学等研究会。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了一缕文脉，培养了许多美术音乐和教育人才。1948年，学校举办了较大规模的师生画展，展出的作品有千余件。

武昌艺专经历了筹资建校，战时西迁，战后复原三个重大历程。1949年交中原大学。人们不会忘记湖北美术教育的先贤们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1945年12月武昌艺专全体师生在江津的合影

三

武昌艺专作为一个整体，在美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1947年2月1日，“中华全国美术会武汉分会”成立，回汉不到半年的武昌艺专有十多人被选为理事和监事。主席人选最初分歧很大，在第一次会议上，才公推张肇铭先生为临时主席。在武汉美协成立大会的合影上，离开武汉长达8年的蒋兰圃，张肇铭端坐当中。可以看到学院派在湖北美术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张肇铭为美术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精力。也积极参于了一些美术活动。 1927年和唐义经，马绍文，王霞宙，欧志先，钟道泉，赵合俦，方康直，徐松安，管亦仲组织了“梅社画社”，号称 “梅社十友” 。梅社成立的时间比1932年成立的白社还早5年。，1947年梅社社员发展到24人，有文字记载画社到1948年还有活动。梅社留下少量合作画，颇能反映那个群体的绘画风格和水平。“梅社”同仁的努力，为以后湖北花鸟画整体的强势奠定了基础。

张肇铭擅长花鸟画，画笔点染间，也有许多故事。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民国时期, 张肇铭先生一支画笔曾为救灾助赈、为抗战筹集资金、为教职员工筹薪。也常为受业学生挥毫留念，深受喜欢。

1935年6月在武汉举办了《汉口市美术展览》，张肇铭国画“红叶”得到好评。

6月4日的《武汉日报》记有：“张肇铭《红叶》，笔超墨妙，雅似新罗得意之作；”

1937年4月他的作品被选入第二届全国美展。

1944年为办学筹资，在重庆举办《张肇铭画展》。在参观者眼里，那时的作品极像赵之谦。

战后返汉，恢复学校正常教学之余，也参加了“梅社”的诸多活动和一些社会活动。“中华全国美术会武汉分会”成立，被公推为临时主席。可说是美术界对“武昌艺专”的认可。多年的经历和艺专校长的身份，让他在美术界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花鸟画受冷落，学校一度取消中国画的教学。1950年北京荣宝斋来武汉找张肇铭约花卉画稿，印制信封和信笺。这件小事很有意思，但它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湖北花鸟画的地位被认可，影响远播湖北以外。二是需求的力量很大，北京荣宝斋的专业精神也让人敬佩。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文艺出现繁荣。1956年，武汉26位画家集体创作大型国画“百花齐放”，以传统花鸟画为表现形式。当时，禁锢多年的花鸟画被放开，大家心情舒畅，艺术家的愿望和当时的形势得到统一。艺术家们各展所长，将不同风格和手法融在同一幅作品里，完美地诠释了百花齐放这一主题。当年的报纸记载：“……从讨论构图到全画完成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张肇铭、黎雄才自始至终都能照顾全局，关心每一个人画的每一部分。”那是湖北美术整体实力最强的时期。

1957年，武汉美术家协会（湖北美协前身）成立，张肇铭任主席。

离开学校后，张肇铭先后为建国十周年大型画册作枇杷图，为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作以油菜飞燕为素材的国画“春风吹来遍地金”，为长江大桥护拦图案设计作花鸟画一百四十余幅。1963年，张肇铭应华君武之邀到北京举办画展，成为湖北在京办个展的第一人。1963年，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画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三老”的提法首次见诸媒体。1964年“美术”杂志选中参展的“石兰图”发表。

这些经历奠定了张肇铭在湖北美术界的地位。“文革”开始，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创作一度停止。直到1974年，“07工程”在武钢动工期间，张肇铭受市外办所托，创作《凌霄》等作品赠给西德专家， 抱病为外贸作国画“红梅”、“枇杷”等多幅用于对外交流。也应当时的湖北艺术学院所求，作课徒画稿数幅。 1976年6月7日，他因病在武汉去世。周韶华在1981年出版的《张肇铭画集》前言中写到：他对美术事业的贡献，不仅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并且还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是湖北美术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刊载于2017年第9期武汉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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